赤胆汇情报 寸纸载千钧 两百余名东纵情报人员为配合盟军太平洋反攻作出卓越贡献

深圳新闻网2025年9月2日讯（深圳特区报记者 叶志卫）“我的父母都曾经从事过情报工作。”近日，居住在广州、73岁的王凯波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她的父亲王康、母亲陈海仪都曾经在东江纵队联络处工作过。两人同为中山大学的学生，目前均已离世。

陈海仪在回忆文章《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中写道：东江纵队联络处成立于1944年10月初，任务是搜集侵华日军的战略情报上报中央，并向当年配合作战的美国同盟军提供。

联络处组成之时，盟军在太平洋大举反攻，情报工作规模迅速扩大，人员发展到200多名，“无数有价值的情报通过交通站，上报到党中央，送到盟军手中，有效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的反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国家一级作家、东纵纪实文学《记忆的刻度》作者张黎明告诉记者。

深圳东江纵队纪念馆。 深圳特区报记者 郑哲坤 摄

联络处就设在山洞

陈海仪的回忆录提到，联络处直接由曾生司令员领导，处长是袁庚，内勤人员有吴更、吴华、梁风等，还从纵队政治部第一届青干班调入了廖矛、郑重、王康几位中山大学的学生。东纵司令部驻在罗浮山冲虚观，联络处在左侧的朱明洞。洞内几张破桌子破椅子，地上铺一层禾秆草，大家就睡在草上面，吃和住都在山洞里，陈海仪负责整理情报，综合材料。

“父亲非常严谨，去世得早，我并不知道他从事情报工作。”王凯波回忆道，1974年，王康去世，她在悼词中听到，他曾是“东江纵队联络处副科长”，才知道父亲的历史。

陈海仪的回忆录写到，1944年10月7日，美军派来战略部陆空作战技术研究处少校欧戴义博士，持美国陈纳德将军介绍信来到东纵司令部，要求与我方建立联络关系和取得帮助。司令部电报中央，得到批准后，欧戴义的“观察小组”随东纵活动将近一年。袁庚负责与美军的情报合作。

1944年底，盟军决意摧毁日军在香港和广东沿海的军事设施，袁庚立即指挥情报人员打入敌人要害部门，获取重要文件及图纸。启德机场的杂役黄尖、太古船坞工人黄友偷出了一批机密图纸；女情报员文淑筠连续守候在港岛半山区一栋面海的楼房，用望远镜监视维多利亚港日军舰艇的举动……无数有价值的情报通过交通站，转到欧戴义手中，再转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和第十四航空队。

文淑筠的儿子叶康让曾是王凯波的同事，在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曾感慨地说，“那时候，我就在妈妈的肚子里啊。”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盟军收到的日军在广州天河、深圳西乡南头机场的图例和说明，以及日军太古船坞建造计划图、日本华南舰队密码、日军神风攻击队K2飞机图纸、广九沿线日军工事图、香港日军海防图等重要军事情报，均由东江纵队提供。

回忆录还记录，1945年3月9日，美军专家小组甘兹上尉一行6人，化装成进山的香客来到罗浮山冲虚观东纵司令部，任务是勘测大亚湾霞涌一带沿海日军的布防情况，选择适合美军登陆的滩头，请求东纵支持协助。

曾生报中央同意后，由袁庚派出王康带一个小分队陪同甘兹一行到第七支队，他们会同支队参谋长赖祥等开展勘测工作，帮助甘兹拍摄了日军占领的海岸滩头照片和绘制了地图。甘兹给曾生留下了热情的感谢信：我要表示我对我所做工作的地区中你的部队所给予的光辉合作的真诚谢意，由于他们的努力，使我们能获得工作上必需的情报。

10岁“日军翻译”是东纵情报员

《记忆的刻度》记录过这样一件事：侵占华南以后，日军强迫几十名孩子学日语，其中10岁的陈敏学特聪明，很快就学得一口流利日语，成了日军翻译。两位东纵游击队员动员他做地下情报工作。

“父亲为人正直、勇敢。”他的女儿陈翠清告诉记者。1930年9月4日，陈敏学出生于深圳东门老街的叶屋村。“父亲曾经讲述过，当时共产党跟他说，‘鬼子信任你，你就住到鬼子营房里帮我们打探消息’。”他加入了东江纵队，并接受组织安排打入日军内部，当上了沙头角宪兵队里的小翻译官，并有了一个日本名字“铃木三郎”。

陈敏学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摸清敌人军官的姓名、士兵人数、火力装备、暗堡位置、战斗力情况、军队移动情况等。在探听到情报后，他就写在香烟纸上送到一个指定的卖香烟老头那里。

陈敏学作为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情报员，一直在日军眼皮底下开展工作。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大家才知道这名小翻译原来是游击队员。港九大队派沙头角中队长邓华负责香港新界地区日军的受降工作，邓华带领翻译陈敏学和队员林传、曾九等人全副武装赶到粉岭日军警备队。站在日军警备队前，陈敏学高声用日语对鬼子说：“我们是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代表，奉命前来接受你们投降，请你们长官出来说话。”

2018年，陈敏学去世。在此前的2005年，老人获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一枚纪念章，虽然他不在了，但这枚纪念章会永远留给后代。”陈翠清说。